1980年，任仲夷想在大连建特区，胡耀邦却说不可能，调你去广东！

1982年初，深圳特区的一纸土地管理规定，引来了不小的争议。它允许外商参与土地开发，缴纳土地使用费，并以此兴办企业。放在今天看，这似乎只是经济管理上的一项制度安排；但在当时，却像一块投入水面的石头，牵动着许多人对改革方向的担忧。 任仲夷没有躲在广州观望。他专程赶到深圳，听取汇报，了解企业和干部的实际困难。有人担心，开放尺度过大，会不会动摇国家主权？任仲夷的回答很明确：“办特区，是对主权的运用。”这句话，后来成为广东干部面对压力时的重要支撑。 而几个月前，他还在辽宁任省委书记。1977年至1980年，任仲夷主政辽宁，接触的多是工业企业、城市管理和地方经济。他很清楚，长期僵化的管理方式，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。辽宁需要松绑，沿海地区更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。 1980年8月26日，中央决定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。消息传到辽宁后，任仲夷很快意识到，这不是单纯划出几块土地，而是一次新的试验。大连拥有港口、工业基础和对外联系条件，完全可以承担类似任务。 他随即向中央提出，希望在大连设立经济特区。这个设想并未获准。原因并不复杂：特区刚刚起步，中央需要集中力量在广东、福建试验，不能一下子铺开太多地方。大连条件虽好，却还不是当时最适合先行探索的区域。 有意思的是，请求没有被采纳，提出请求的人却被中央记住了。邓小平注意到任仲夷在辽宁表现出的判断力和行动力，决定把这位敢于闯新路的干部调到广东。对任仲夷而言，这不是简单的岗位调动，而是从一个改革愿望尚未实现的地方，转到改革最需要有人承担责任的地方。 赴任前，胡耀邦同他谈话，点明了这次安排：“你想在大连办特区，这不可能；中央调你到广东，那里已经有特区。”话说得直接，却也说明，中央并没有否定他的思路，而是把他放到了更大的试验场。 邓小平随后谈到，特区不能只理解为深圳、珠海那几片区域，广东、福建两个省都要把这项工作做出成效。任仲夷听得很明白：广东的任务，不是替深圳守摊子，而是要在更大范围内摸索开放规律。 广东当时并不轻松。经济基础薄弱，干部缺少经验，外部环境又充满争议。改革每向前一步，都可能遇到“姓社姓资”的质疑。任仲夷到任后，没有急着发表宏大议论，而是从调整干部队伍入手，因为他知道，制度再新，若没有敢干事、能担责的人，仍然只是纸面文章。 深圳领导班子的调整，正是在这种考虑下进行的。省委决定让长期在广州工作的梁湘担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。梁湘起初并不愿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，任仲夷便多次同他沟通，承诺省委会支持深圳的探索。梁湘最终接受任务，成为深圳早期建设中的重要实干者。 任仲夷给深圳的要求，也不是四平八稳。他强调要解放思想，放宽视野，步子迈得更大一些；对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，不能一概拒之门外。对一个刚刚开始试验的地区来说，这种态度意味着干部必须改变过去只求不出错的工作习惯。 压力很快出现。沿海地区走私问题增多，个别干部甚至卷入其中。1982年1月，中央发出打击走私贩私的通知。同年2月，中央召开广东、福建两省会议，广东面临的批评集中而尖锐，改革与管理之间的矛盾一下子摆到了桌面上。 任仲夷并没有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基层。他承认，过去对扩大开放考虑较多，对可能伴随出现的风险准备不足，有些问题发现得晚、处理得慢。这个检讨，是对管理漏洞的承认，并不等于放弃改革方向。 回到广东后，他主持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，主动承担责任，同时提出对外更加开放、对内更加放宽、对下更加放权。有人提醒他，形势紧张，会议上不宜再强调改革。任仲夷回答：“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没有改变，干部只要不是为自己谋利，出现问题，责任由省委承担。” 这番话的分量，在于它没有回避走私等现实问题，也没有因局部失误便否定整体探索。打击违法行为，和坚持开放政策，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件事。真正困难的地方，恰恰是既要守住纪律底线，又不能因噎废食。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，任仲夷没有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。此后，他仍在广东工作，继续推动经济体制调整和对外开放。1985年9月，71岁的任仲夷退出领导岗位。此前几年，广东经济活力明显增强，深圳也从边陲小城逐步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。 任仲夷当年没有在大连办成特区，却在广东承担了更大的改革任务。这个转折的关键，不只是一次干部调动，更是中央对地方试验、干部担当与制度创新之间关系的一次实际安排。 特别